湘湖旅游度假区的形成演变

在萧山城的西侧，黛色的群山中，荡漾着一片浩渺的碧水，犹如天宫遗落人间的一面宝镜，清澈而明净，清代诗人周起莘称之为“涵虚天镜落灵湖”，这就是湘湖。
湘湖的前身，是由古海湾演变而成的一个潟湖。具体地说，大约在四千年前，也即地质史上的全新世卷转虫海退之初，湘湖一带不是一个湖，而是一个浅海湾。因上承山洪，下纳海潮，海湾口逐渐淤积起大量的泥沙，于是海湾出现沙嘴，并不断地扩大延伸，终于海湾和外海的通道被堵塞，沙嘴之内成为一个潟湖。随后，湖水淡化，成为淡水湖。这个自然形成的淡水湖，称作“西城湖”，最早始载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
西城湖的湖盆浅平，岸坡平缓，不仅自然淤积的速度较快，也成为人们开垦的对象。到北宋，西城湖终于湮废殆尽，成为一片低洼、土硗之地。当时，浦阳江经流西小江入海，西城湖四周农田排灌困难，洪涝灾害频繁，“雨则暴涨，稍干曝则渠、巷皆坼。”北宋熙宁（1068～1077）、大观（1107～1110）间，均有县民奏请废田还湖、筑湖蓄水，但因湖畔豪绅的反对，都没有结果。直至政和二年(1112)，新任萧山县令杨时“视山可依，度地可圩，以山为界，筑土为塘”，才在西城湖原址筑起了一个人工湖，实现了人民的夙愿。因其“山秀而疏，水澄而深，邑人谓景之胜若潇湘①然”，遂称之为“湘湖”。
湘湖呈东北至西南的走向，东北部狭长，西南部宽阔，其形状宛若一个长颈葫芦。西南至现闻堰镇东汪村，东北至城西1公里的湫口，长约9.5公里，湖宽0.5～3公里不等，周长约40公里，湖面37002亩（合2467公顷），相当于现今杭州西湖面积的4.5倍。湖水灌溉周围崇化、昭明、来苏、安养、许贤、长兴、新义、夏孝、由化九乡农田146868亩（合9791公顷），被誉为九乡的水仓。湖的四周筑有18个穴口，按时启闭，以便防洪和灌溉。
水能蓄潦容千涧，
旱足分流达九乡。
——《咏湘湖》
旄□随处欢声洽，
禾黍从今生意回。
——《戊寅夏久旱得宋龟山杨公所创湘湖以济》
明吏部尚书、萧山人魏骥的这些诗句，歌颂了杨时兴修水利的功业，写出了湘湖之水在当时解救农田干旱的作用。
湘湖建成之后的第七年，即北宋宣和元年（1119），部分湖豪提出废湖还田的倡议。从此，对湘湖的保湖和废湖之争，延续不断，冲突时起。据《萧山湘湖志》记载，从北宋成湖起至民国16年的800多年中，规模较大的保湖和废湖之争就在20次以上。保湖派常占上风，废湖派屡屡败北。因此，虽然侵占湖利之事常常发生，但是湘湖未遭大规模的破坏。
那时，湘湖能保持较大面积的水域，主要是因为湘湖的排灌功能为农业所需。明萧山县令张懋在立于县门的勒石碑文《萧山湘湖志略》中指出：“（湘湖）实赖潴水，以救旱荒及民之利，与天地齐休。”其次，为防止侵占湖利，以免湘湖湮废，历代禁令甚严，违者重罚，有效地保护了湘湖。如宋淳熙十一年(1184)，湘湖定例放水，凡不按时刻而先自开闸放水者，以“断臂”处分；若私设水闸，夜间盗水者，以“断趾”治罪。宋嘉定六年(1213)，萧山县令郭渊明鉴于有人在湘湖私自建屋，因湖水涨落，边界难定，决定以湖边的土色作辨别，“黄者山土，青黎者湖土”，规定湖身范围以这条“金线”为界，凡侵占湖身者，“治罪充军，其地还官”。明正统五年(1440)定例，凡在湖上种花、养鱼、筑堤、栽笋、盖屋等，全部拆除，土地还官，并按情节轻重治罪。违抗不归还，过期两月，“犯人正身，牢固枷钉，连当房妻小，差人解赴北京、辽东卫，永远充军。” 第三，湘湖以它一湖碧水滋润了万顷良田，受益的九乡人民以及官吏为保存湘湖所作的斗争，有效地阻遏了湘湖的衰亡。清末，埭上（石岩一带）举人黄元寿禀请垦湖，消息传出后，农民、乡绅联合上书请愿，坚决反对，官方只得以禁垦了结。历代挺身保护湘湖的官吏也很多，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明朝中期的魏骥及弟子何舜宾为捍卫湘湖所作的贡献。
尽管如此，湘湖仍然经历了成湖、缩小、乃至湮废的过程。明代以后，是湘湖演变最迅速的时期，其中人为因素起着主要作用。正如清於士达在《湘湖考略》中所说：“沿湖居民，每於山麓沙滩度其可以为住基者，先行插柳，日渐填砌，数年后便可种植，又数年便可筑室，比比皆然，有傍岩依污而种荷者，有缘堤截汇而蓄鱼者。”湖泊渐被蚕食。洪武末年（1397），湖民苏原九因所种之官田坍入江内，借口弥补官田，将上湘湖近江的湖地开垦为田；永乐初年（1403），湖民韩望等也将湖中高地开垦为田，直至景泰四年（1453），才由县丞李孟淳将其全部复湖，罚谷1600石，并晓示禁垦湖中高地。天顺年间（1457～1464），湖畔巨族孙全等占湖为田，退居萧山的吏部尚书魏骥主动承担其清占复湖的重任，共清退湖田7318亩，对孙氏末退完的湖田，授意其门人何舜宾办理。何舜宾遇赦回乡后，对侵占湖利情况一一查明，向上告发，孙氏重贿萧山知县邹鲁，何舜宾被迫害致死。后来何舜宾之子何竞复仇伸冤，邹鲁被处“斩”，孙全被判“劈”，湘湖得以复清。
清道光至同治年间，湘湖西南岸堤塘两次决口，江涂淤入湖内，自定山至青山张一带，逐渐隆起，高出水面，成为绿洲。这片土地约有5华里长，面积达4600余亩（300余公顷）。于是，禁、垦两派就此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禁派坚持“高平去处听从抛荒，低洼去处听从水浸”的原则，反对垦殖沙洲，他们认为湘湖原灌溉九乡农团，沙洲出现以后，蓄水量已经减少，如再垦殖，则势必与原灌溉之田争水。为了3000多亩沙洲而危害九乡农田水利，这是得不偿失。主垦者则认为，自明代开通碛堰山，浦阳江由此而流，再加三江闸等水利设施的建成，依靠湘湖之水灌溉的田亩比宋、元时期已减少一半以上，因此这块绿洲完全可以开垦，况且它土质肥沃，若种植粮食，可以缓解萧山地少人多、米价昂贵的矛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月，黄元寿拟集资3万银元组织“厚正公司”，以“缴价领地”的办法开垦湘湖荒地，但因主禁者反对而未能实现。7年后，黄元寿认为形势有所变化，再次呈文抚宪，提出了“沧桑改变，明明于古有害而今无害，古宜止而今宜行”的理由，拟集九乡代表合资组织“厚正公司”开垦湘湖荒地，被核准，但随之掀起了轩然大波：先是部分绅士、农民两次上书，阐述开垦之害；继则650余名绅士、农民联合上书40多件，请求禁垦。抚宪怕生事端，批文缓垦。
民国以后，要求驰禁垦湖的舆论大作，尽管传统的主禁派力加干涉，毕竟大势所趋。自然的淤浅和人为的开垦，使湘湖面积日益缩小。据1915年实测，湘湖周长52里有奇，面积22042亩。1927年秋测量，湘湖周长56里162丈，面积约24000余亩。当年，湘湖收归国有，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劳动学院等单位垦湖种植，于是垦湖迅速扩展。到1931年，上湘湖定山一带巳开垦农田3000～5000亩。到1947年，湘湖面积缩小至1万余亩。
1949年以来，湘湖演变最为激烈，使湖泊型的湘湖转变成了河流型的湘湖。上世纪50年代初，面积万亩左右的湘湖，湖底高程多数在吴淞5米以上，已失去了蓄洪和对附近农田的灌溉作用，这是导致其被整个围垦的主要原因。1965年以前，垦殖是小规模和零星分散的，传统的以湘湖粘土为原料的砖瓦业普遍发展。1965年起，由国家投资，地方政府统一组织，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垦殖。1966年，湘湖面积3040亩，比1949年缩小三分之二以上；一般水深2～2．5米。此后，湖岸又陆续兴建起多处砖瓦厂，挖泥围湖1000余亩，同时自然的淤涨和人为的垦植又使湘湖丧失部分水域，湖面仅存1400余亩，实际上已成为西起小砾山排灌站，东至萧山城西，并连接南沙平原的一条河道，钱塘江上游的淡水由此而输送到萧山北部平原的围垦区，以洗去其土壤的盐分。在整个湘湖区域中，尚存几个面积较大的水域，成为浙江省淡水养殖场和萧山湘湖渔场。
由于众多砖瓦厂的挖土取泥，湘湖区域出现了千疮百孔的泥荡。上世纪90年代，不仅许多厂家因粘土资源穷尽而难以为继，而且国家下达了粘土制砖的禁令，砖瓦厂随之纷纷关闭。于是，湘湖的众多泥荡又放水还糊。现今的湘湖旅游开发度假区首期工程，就是这种条件规划建设的。
跨湖桥文化遗址位于湘湖中心地段的跨湖桥附近。从1990年、2001年与2002年的数次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石器、木器、陶器、骨器、玉器、编织物，以及极为丰富的野生动物遗骨和人工栽培的水稻等植物，并且发现了许多灰坑与柱洞。尤其令人惊喜的，是发现了一条用整段马尾松挖凿而成的独木舟，以及相关的作坊。
几处遗址标本经碳十四年代数据测定，均为距今8000～7000年。出土的陶器以釜、甑、豆等炊器为多，装饰手法多样，有彩绘、镂孔、戳印、拍印、刻划、泥点等，大多器壁匀薄、造型规正，部分双腹豆的内外壁、钵盆的内壁漆黑光亮，作工之精，令人惊叹。骨器有耜、镖、镞、哨、针、匕、簪、双尖叉形器及一些功能不明的复合工具，骨耜用大型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制作，端部有圆型插孔用以装柄。骨耜与稻谷颗粒的出土，说明耜耕农业已经诞生。发掘的独木舟，测定为8000年前的遗物，这是世上最早的独木舟，比南非发现的独木舟要早2000年。
据地质水文资料载，全新世初期开始，我国东部地区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海侵。距今约1.2万年前，上升到了－60米的位置；到了8000年前，海面更上升到－5米的高度。这次海侵在7000～6000年前达到高峰，海浪直拍会稽山麓，湘湖一带与宁绍平原一起成了一片海洋。这在跨湖桥文化遗址中，也得到了证明。从跨湖桥文化遗址的地层剖面来看，覆盖遗址的首先是由淡水形成的一层湖相沉积，在湖相沉积层上又覆盖着厚度近1米的海相沉积。这足以说明海侵之时，生活于湘湖一带的先民们不得不退居高地或迁徙他乡，跨湖桥文化则随之衰落与迁移。
跨湖桥遗址发现于1990年夏季。是年5月30日，萧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接到浙江广播电视大学萧山分校教师巫灵霄打来的电话，说是有位叫郑苗的学生在湘湖检到了文物。第二天，萧山文管会施加农、倪秉章在郑苗的引领下赶赴城厢砖瓦厂的取土现场，遗址被发现。几天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芮国耀、杨楠再次考察现场，确认为新石器时代遗址。由于遗址已经历了近20年的取土蚕食，破坏殆尽。在取得砖瓦厂的支持、配合后，当即决定进行抢救性发掘。
当年10～12月之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市文管委办公室对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在33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中，出土了130余件石器、木器、陶器、骨器、玉器等，还发现了橡子窖藏一处及建筑遗迹。发掘结果表明，跨湖桥遗址的文化面貌在很多方非常独特。考古队将遗址中采集的4个木质标本送往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作了碳十四年代数据测定。结果表明，遗址距今达8000多年。这一结果是突破性的，如果成立，跨湖桥遗址就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这比著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要早1000年。一时间，考古界对遗址的年代问题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很多人怀疑碳十四年代测定的准确性。因此，遗址的首次发掘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之后，由于种种原因，考古工作没有持续进行，客观上造成遗址长达10年的沉寂。
2000年底，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萧山博物馆经过调查又在跨湖桥区域发现了遗址的文化层。于是次年5～7月，进行了第二次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近40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木器、骨器等文物，还有许多野生动物遗骨和人工栽培的水稻以及菱角、橡子、毛桃、茶子、杏子、葫芦科等植物。其中决定性成果是一大批可复原的陶器，跨湖桥遗址的特殊文化更有说服力地呈现了出来。为再次验证遗址的年代，考古队特请国内考古界最为权威的北京大学文博院对标本进行碳十四年代数据测定，结果再次证明遗址距今约8000～7000年。2002年3月，浙江省文物局、萧山区人民政府召开了“跨湖桥考古学术研讨会”，与会的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一致肯定跨湖桥遗址的学术价值。
遗址的第三次发掘是在2003年10～12月之间进行的，这是继2001年发掘后在其东南侧探测到遗址存在的范围而进行的一次扩大性的发掘。大大出乎考古人员意料的是,在发掘过程中不仅又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木器、骨器以及水稻、茶子等植物标本，而且还发现了一条独木舟，以及相关的作坊。独木舟残长5.6米，宽0.53米，厚2.5～3厘米，系用整根马尾松挖凿而成。独木舟停放在当时的湖泊边上，两侧插着数根木桩，外围散落着几片木桨和若干木材。
考古工作者认为，跨湖桥遗址与周边的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嘉兴马家浜文化遗址和余杭良渚文化遗址的面貌决然不同，这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类型的遗址，即“跨湖桥文化”。但是，按考古学惯例，一个遗址要冠以“文化”的命名需两个条件，一是具有一定的分布空间，二是在不同的分布点中有相同特征的器物。 跨湖桥遗址要冠名为“文化遗址”，至少要有两个与其同时代、同类型的遗址。为此，2002年暑期开始，萧山博物馆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萧山境内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大规模考古调查。2003年5月，经市民倪航祥提供线索，终于在湘湖区域的下孙村发现了同类型的遗址——下孙遗址。下孙遗址600平方米范围内的发掘中，发现了60多个灰坑与柱洞遗迹。灰坑，是当时人们用来储存物品所挖的坑洞。灰坑积物中有较多的鱼类、贝壳类生物残骸，并发现了稻米遗存。遗址表层堆有厚薄不å